浙大西迁的四迁遵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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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2月，竺可桢校长在贵阳与吴鼎昌主席商议，考虑将浙江大学迁往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。途经湄潭时，陈世贤、宋麟生的推荐让竺校长对湄潭产生了兴趣，这里山水秀丽、物美价廉，人民淳朴。考察后，竺校长认为湄潭风景优美，遂决定将其作为新址。严溥泉县长的热情欢迎和慷慨提供房舍，坚定了他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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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，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，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、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湄潭筹划迁校事宜，6月，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，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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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8月，因战事影响，浙大再次迁移，这次是迁往广西宜山。在宜山，师生们面临疟疾和空袭的挑战，但通过精心规划和艰苦努力，最终于1940年1月抵达贵州。在贵州，浙大分别在遵义、湄潭等地设立分校，坚持办学，成为文军长征的重要一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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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浙江大学为了避开战争的战火，决定西迁至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。这一决定不仅保护了学校的教学活动，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源。湄潭浙江大学旧址是一处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，包括了多个重要建筑。湄潭文庙作为浙大办公室和图书馆的旧址，见证了当时学者们的工作与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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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，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岁月里，竺可桢校长倡导“求是精神”，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、王淦昌、贝时璋、卢鹤绂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。他们胸怀报国之志，陋室栖身，俭餐淡食果腹，创造了累累教学可研成果。培养了一大批如李政道、程开甲、叶笃正等新一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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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，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，浙大校长竺可桢带领全体师生，踏上了一段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之旅。经过四次迁徙，最终落脚在贵州遵义的湄潭县。在这段长达七年的时间里，浙大成为其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，被称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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